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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征故将陶大临与山阴世家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0:48:10 阅读: 来源:邦定机厂家

缘起

明亡于万历,此说自明末清初起已深入人心。但理由是否充分、证据是否确凿却仍有探讨余地。尤其自万历以后,政治生活空前活跃,但随之出现的改朝换代及清朝对明代史料的严厉禁毁,形成诸多空白和历史谜团,使人对此结论难以放心。顷读熊廷弼奏疏,其任辽东巡按时弹劾的“游徒骗子”中,有位浙江山阴人吴宗道,为民除害的表象下难掩朝堂上明争暗斗的深隐。特为此文,以透视万历后期党派、家族、朝政、利益及外交间的复杂关系及援朝抗倭东征战争的部分关节,提供一个考察明代社会转型的典型个案。

一、东征崛起的山阴将

吴宗道,浙江山阴人,通过万历援朝东征战争博得出身。这一点,在时任辽东巡按、湖广江夏人氏熊廷弼的眼里却不光彩。他总结说:“辽左数十年来,将官世职为四方游徒骗去者,不啻百数”,其中点名批评的一位即吴宗道。随着建州女真兴起,明朝辽东危机陡现,也使当地短期内集中了大量人才。熊廷弼在万历三十九年(1601年)弹劾了一批辽东卫所的将领,吴宗道就是他眼里的“游徒”之一,利用边疆危机得到不体面出身的一位军官。

那么,吴宗道是如何“游”得将官世职的呢?

万历二十一年(1693年),东征经略宋应昌题:“随征策士吴宗道、吕永明,术数可征,兵机多验,文学堪充记室,权谋可备将材,亦应并叙,授以应得武职者也。”东征之初,吴宗道为随征策士,任经略宋应昌标下参谋官,此时尚无世职。汉城收复后,他与黄应旸、余俊彦等“分投给散免死帖万余纸”,很快就以“指挥”身份与经历、守备等官持令行事,或称“都指挥使”——获得经略题授的武职流官。

他的第一个任务是,到朝鲜王京汉城宣谕日军退兵,并押解一批被俘日军“到关白处讨其降书”。对比其它几位策士的表现,吴宗道显得更加冷静。

他的第二个任务是,在总兵查大受等人的护卫下到达朝鲜南原,有参将骆尚志、游击宋大斌、高策、相公吕永明等同行。七、八月间,吴宗道在参将骆尚志、游击宋大斌等护卫下往来顺天、南原,以“都司”(都指挥使)身份,参与第一次明日和谈,居中联络。

同年九月,吴宗道作文祭奠在晋州战役中死难的朝鲜守城将领金千镒,七年之后(万历二十八年,1600年)再作祭文:“昔曾识面,寤寐公灵。劻勷东事,幸扫鲵鲸。今统浙师,奏凯明廷。”当时他已二次东征,握有兵权,统率浙营水兵,防汛巨济,归国途经晋州。

整个东征期间,他的职衔渐次为大明“指挥”、“都司”或“都指挥使”,但非世职官。战事阶段,作为“总督经略军门标下坐营都司”——从宋应昌、顾养谦、孙鑛到万世徳、邢玠,作为经略标下的佐贰官“坐营都司”,吴宗道都是接近明军统帅核心的人物,常住顺天,或捕俘日军,侦探敌情,或奔走联络,传递文书,作为明日和谈首席谈判官沈惟敬的助手,常与李大谏同行,所带家丁即有32名。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,他最早报告了明日和谈的册封使李宗城逃出釜山之事;也不时对朝鲜内政提出见解;更重要的是,他能给朝鲜提供如“督抚议战,司马议封”之类的内幕。

万历二十五年春,二次东征明军尚未渡过鸭绿江,他与李大谏等已进入日军行长、清正、正成营中联络,准备与日使相会顺天,了解关白情况,“用间之中少寓权衡”,与主战的杨镐似不同调,显示明廷内部意见分歧,前线将领也各有阵营。

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六日,吴宗道致信宣祖:

从事于贵邦者, 已历五六霜……行长近虽帖耳, 然狙猿不可使冠带, 虎豹不可使羁縻。昔年东封之役,非殷鉴乎? 故用间退兵,道常授成算于柄东事者, 此外,道非所知也。道之所为, 道之所言, 皆三年之共耳目者, 可以对天地, 可以对君亲, 可以对愚夫愚妇, 堂堂正正, 未尝敢作蹑足附耳状, 大王必闻之熟矣。兹倭使至王京, 此诚东事噄紧功夫也……大王可利图之,不悉(总督经略军门标下坐营都司吴宗道顿首拜)。

信中谈到从自己从事朝鲜事务已达五六年之久,日军小西行长部虽较安静,而明军的羁縻和谈只是“用间退兵”的方式之一,三年经营已到关键时刻。这不可能是他个人的意见,至少代表了明廷中有力者或东征军统帅核心的意思,说明此时明廷占上风的意见是不希望朝鲜介入,这为朝鲜君臣制定国策、筹划对应提供了有用的内幕消息。

吴宗道早期与李大谏等以策士身分,同侍经略宋应昌——其武职当即经略宋应昌便宜题授后所得,东征成为他的仕途起点。正如后来熊廷弼弹劾他“起家书佣,夤冒将领”,一语道出其出身。吴宗道后协同沈惟敬从事与日和谈工作,多次前往日军营中奔走、联络。在《朝鲜宣祖实录》中有很高的曝光率,显示出他与朝鲜王室非同一般的关系。

二、与朝鲜的特殊关系

在韩国江华岛上的碑林博物馆里,留有吴宗道的记功碑一通——《钦差都司石楼吴公宗道清白保民去思碑》(图中左侧第一碑即是)。碑文提到他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,字汝行,号石楼,武举出身,万历二十年以钦差官到朝鲜,万历二十五年再随邢玠入朝,“仍统水兵,久住江华,抚绥岛众,一境安堵”。另一位朝鲜大臣申钦记载其过朝鲜3次:除万历二十年、二十五年两次外,“己亥(万历二十七年)又来”,应是东征军中与朝鲜联系最多的一位将领——事实上还不止3次。

《宣祖实录》中留下吴宗道致朝鲜君臣书帖17通,时间从万历二十四年三月至三十七年四月,内容涵盖其充都指挥使到实任镇江游击十余年间参与的各项事务,显示了吴宗道与朝鲜拥有一种特殊的关系。

这种关系的特殊性,在于双方都在努力发展、维护、保持与高层交往的关系。

万历二十四年三月,吴宗道致书安慰因祖陵被日军焚毁的宣祖;这对甚信风水堪舆学说的宣祖来说,是一贴很好的心理安慰剂。宗道善于利用机会,与朝鲜王室建立亲密关系。

吴宗道还称东征期间在朝鲜留下最佳口碑的南兵将领吴惟忠为“家兄”——吴宗道籍贯浙江绍兴山阴,为州山吴氏二支三分第九世,吴惟忠籍贯浙江金华义乌,虽同浙籍,实不同族,他们之间并无血缘关系。但吴惟忠在朝鲜甚得爱戴,宗道与之攀亲论眷,当有加强政治资本的考虑,希望宣祖美言于明廷,以避免吴惟忠的坎坷命运。

最说明问题的莫过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四日,吴宗道教导朝鲜都监官员,应对东征军撤留之事的谈判。这段史料透露吴宗道与朝鲜关系之深,其为朝鲜出谋献策,已达不遗余力的地步。言谈中涉及的问题,包括如何要求粮饷、军费、留军数量等有关东征军留撤的关键细节,甚至具体到视当事各大臣(如经理万世德、总督邢玠、御史陈效等)的态度及动向,如何商谈、措辞的地步,吴宗道俨然成为朝鲜安插在明廷的耳目——如此,东征期间明朝当局对战事的指画、倾向及决策,对朝鲜已无秘密。与这些实质性内容相比,吴宗道书帖所显露的文采,实微不足道。

在明、日和谈的早期,吴宗道曾作为沈惟敬的助手,助其联络奔走。至战事第二阶段,吴宗道的地位已大大超出沈惟敬。如万历二十五年九月,朝鲜左议政金应南上箚言东征经略邢玠“已令吴宗道躬诣贼营,以为缓兵之计。此人言论、信义,亦足以回犬羊之心, 而比诸沈之只为身谋,而归罪我国者, 何啻天壤? ”吴宗道若持军门之令而不得成事,则“虽有百沈,亦何为哉? ”显示出朝鲜希望由吴宗道主持明、日议和谈判的倾向,比起沈惟敬,他们对吴宗道寄予了更多期望。

而此时的吴宗道,不仅建立了自己的“信义”体系,办事才能也得到充分认可,在府邸中还赡养着身怀绝技的朝鲜家丁,如“顺天保人白飞虎”,战时哨探埋伏杀贼,招徕被掳朝鲜人投出日营,潜入日军积粮小岛焚烧仓库,宗道甚为得力,至言“若得此汉三百,可当一万”,故将其随带回国,熊廷弼弹劾疏中也提到宗道拥有“丽人家丁”的罪状。

万历二十七年回国前,吴宗道给宣祖开出太平方:“道行役贵邦七八霜许,沐大王之恩最深厚。今随经略相公西归,启行有日。自兹别去,后会难期。虽见山川草木, 亦觉依依不忍舍也。赠以别言, 莫忘薪胆。”不仅显示其与宣祖的个人私交,也透露他心系朝鲜的衷情,尚不止于公务。

万历二十八年春,吴宗道以水兵备倭都司受命率三千水兵,参与朝鲜的春季防讯。十月,完成任务归国,途经釜山遇飓风,“所领船军卒太半溺死”,损失惨重。为修补船只,休整队伍,留驻江华岛半载余,历经缺饷断粮的考验,次年春汛后回国。

正是在驻守江华岛期间,吴宗道生有一子,其母为朝鲜县妓兰生。万历三十五年三月,吴宗道遣其“同生”兄弟吴贵道率家丁三人到朝鲜,为“鎭江吴游击所生儿存没探问事”。(图即吴宗道驻江华岛的碑文文字)

具体情形是:“游击巨济防汛时,果率县妓兰生娠有,游击在瓮津时,委送家丁专探兰生怀孕与否;及其弥串鎭临别时,流涕致嘱于(林)欢, 如果生男,幸须庇护生长云,委曲说道。游击过江后,厥上典专人探问兰生产子与否, 则果为生子, 未踰年,遽为夭絶。”吴贵道此行的目的,就是寻找宗道留养朝鲜的儿子。“吴宗道还朝之日,亦托以遗腹子”于朝鲜文化县监林欢(曾任吴宗道的接伴官),可惜此子产后夭折。查对吴氏族谱,宗道子一鳞,生于万历丙午年(即万历三十四年)九月初七。可见,宗道在朝鲜所生子为长,时已年近半百,升任镇江游击后,即派家人前往寻找,吴宗道与朝鲜的关系已深及血缘。

吴宗道万历十三(1585年)年中辽东武举,二十七(1599年)年以征倭授钦依守备,管两浙水师,三十年论功世袭绍兴卫中所百户,次年补辽东守备,三十四年升镇江城守游击。可见,驻守江华期间,宗道是以钦依守备的身份管理两浙水师的,万历三十一年实授辽东守备,三年后升任游击。从履历看,吴宗道在朝鲜所任指挥使、都司等职,均非明代地方最高军事指挥机构“都指挥使司”(简称都司)的首领官,而是脱胎于卫所制的省镇营伍制下中级营官“都司”之谓。

但吴宗道在朝鲜朝野的影响却非泛泛。万历三十五年春,吴宗道驻扎盖州,曾请朝鲜大臣宣扬其外祖母、外姑及母亲三世守寡之节,得到以朝鲜相国李德馨为首的朝野缙绅回应:李山海题贞烈轴“奕世贞烈”,题宗道东征劳绩轴“请缨奏凯”,而沈喜寿、尹根寿、李好闵及柳根、李福恒、申钦、韩浚谦、吴亿龄等人均题赋献诗。

朝鲜也看重吴宗道,显示吴氏关情朝鲜并非一厢情愿。吴宗道归国后,朝鲜仍向明廷建议,希望由他来经办涉及明朝、辽东与朝鲜相关的各项事务,至言必得“如吴宗道辈固当”,“如得此人,则必胜于他官”。可见吴宗道在朝鲜的影响。

万历三十七年,因经济问题,吴宗道被熊廷弼弹劾革职。朝鲜尹根寿有送其归乡书,言其“遭谗解任”,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问题的另一角度。尹、吴两人交情不断,若干年后尹氏《答中原人书》尚致意宗道,感谢其所捎礼物如《圣教序》书帖、越扇、息香、池茶等,并憾叹宗道夭折之子:“天于吴氏之绪,独奈何曾不少延其似续之人之命耶!”

三、吴宗道的社会背景

接下来的问题是:朝鲜为何要与吴宗道维持这种特殊关系?其间有何利害攸关之处?吴宗道从东征之初的从征策士到题授都指挥使散职,虽与经略、总理等东征要臣不可同日而语,但其与朝鲜的特殊关系,却使他格外引人注目。

(1)驸马切亲首先,与吴宗道同时入朝的黄应旸——据说黄是内廷翰林董其昌的“妾父”,曾密告朝鲜译官朱元礼说:“吴宗道乃皇上驸马之切亲”。这种说法是可靠?通过查证《山阴州山吴氏宗谱》及其它相关数据,可以断定黄应旸之说并非空穴来风。

明神宗皇帝在万历二十五、六年间的“驸马”人选有6人,其中最有可能与吴宗道相关的是穆宗六女、封延庆长公主驸马的河北高阳王昺。

高阳王氏亦河北世家。嘉靖壬午(1522年)会试亚魁、以诗名世的王荔,即为王昺曾祖,字子岩,号青屏,出理登州府,劾归,着《青屏诗集》、《万木亭一家言》等。

王昺,万历十五年(1587年)尚延庆公主,官太子太师,掌宗人府事。父鼎铉,以子尚公主,钦授南城兵马司副指挥。王昺为人“儒雅无勋贵气,时词臣陶望龄、董其昌皆乐与游,文献之誉,声闻宫禁。”可见,王昺与陶望龄、董其昌均拥有良好的个人关系,黄应旸以董其昌“妾父”的身份,所言皇上驸马之事,已有三分靠谱。

陶望龄则出自浙江会稽陶堰陶氏,与山阴州山吴氏为数世通婚的姻亲家族。

浙江山阴州山吴氏,最著名者为一支大分九世的吴兑(1522-1593),字君泽,号环洲,嘉靖三十八年进士,隆庆十二年任宣大总督,主持俺答封贡,万历九年任蓟辽总督,终以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致仕。娶骆氏、王氏及某,共生育二子八女。吴兑次女适“陶堰副使陶大有子主簿允惠”;吴兑嫡子吴有孚“娶参政陶大年之女”。

浙江会稽陶堰陶氏,分西、东、南三房,与吴兑家族两代联姻者,均为东长房第六世陶性、陶慥之后。九世陶大有,陶性次子谘长子师文之长子,字子谦,号同野,嘉靖二十三年进士,授刑部主事、郎中,出守广州,擢山西安察使司副使,娶董氏,生五子,山阳县主簿允惠为其幼子,娶兵部尚书吴兑次女。九世陶大年,陶慥四支讲长子师齐之子,字长卿,号新岑,嘉靖二十年进士,选南京兵部武库司主事、车驾司郎中,历任山东、福建、四川、广西各地,终江西参政,配章氏,生一子。而吴兑嫡子吴有孚所娶大年之女,陶氏谱失载。

陶堰陶氏人才辈出,贵盛隆重。东长房与大年、大有同辈的陶大临曾为经延日讲官,前后“三视院篆”,任修《穆宗实录》副总裁;大临侄允谆任尚宝司丞,大临子允宜亦任职礼部。南次房第九世陶廷奎次子陶承学,曾任礼部尚书,育有五子,第三子陶望龄、第四子奭龄均闻名当世。

以后世子孙论,会稽陶堰陶氏文风更甚,而山阴州山吴氏则以武职见闻。陶、吴联姻乃文武相乘,正是明代中叶以来,江南世家大族互建亲缘关系的一个实例,为考察士大夫集团的成长轨迹提供了很好的素材,他们对万历朝政的影响不可小觑。

吴宗道,为山阴州山吴氏家族二支三分第九世,号石楼,父九德,祖相(生九牧、九德、九霄、九韶、九华五子)。宗道叔九霄,“住武清县”,娶毛氏,生二子凝道、济道;二女“长适路家庄王,次适县前萧。”吴凝道“继娶王氏,生子一则玠”。宗道叔九华亦“住密云县”。可见,吴宗道这一族至少有三房居住在北方,武清、密云都在北京附近的畿辅地区,也是皇亲国戚较为集中的居住地,吴宗道的堂妹——“适路家庄王”者及宗道堂弟凝道所“继娶王氏”——都不能排除出自河北高阳王氏家族的可能。吴凝道亦在朝鲜活动。万历二十四年六月,曾将“其兄所送杨天使之书”送往朝鲜备边司;而“以狂生自许”,在吴宗道与总兵刘綎矛盾中推波助澜的“宗道之侄”吴自华当即凝道之子。如此,与董其昌、陶望龄相交甚密的“皇上驸马”王昺,为黄应旸所云吴宗道“切亲”,即不中亦当不远,其为人慷慨豪迈,关心国事且有担当,成为吴宗道在朝鲜建立特殊关系网的第一块鲜亮招牌,合情合理。

(2)尚书族弟吴宗道的族侄吴有孚,为山阴州山吴氏一支大分九(八)世吴兑嫡子,字达卿,号禹门,万历十五年中举,袭锦衣卫正千户,升指挥佥事,官南镇抚司升都指挥,分守蓟镇太平路参将,三十一年任蓟镇参将,三十四年升任山东副总兵。

万历三十七年二月,辽东巡按熊廷弼劾奏防海副总兵吴有孚、镇江游击吴宗道“役纵水兵,兴贩海上,每装载货物,撒放中江……潜入属国,压取貂参。其资本出有孚,而宗道为之窝顿地主,乞将二弁正法。”次月,辽东副总兵吴有孚革任,镇江游击吴宗道革任听勘。

熊廷弼弹劾的吴有孚与吴宗道,正是出自山阴州山吴氏家族的叔侄俩——年龄仅相差一岁(宗道生嘉靖癸丑1544,有孚生嘉靖甲寅1545),论辈分却为叔侄(宗道为八世,有孚为九世)。熊廷弼所指要害在于“从宗道衙内拿出”押货人“伊亲马英,为吴有孚表弟,吴宗道外孙”——这层血缘关系,正是吴宗道在朝鲜建立特别关系网的第二块招牌。

(3)故相亲家吴有孚所娶参政陶大年之女,生孟明、孟登、孟益、孟文四子。次子孟登“万历乙亥五月十一生,娶郡城大学士朱赓女”,“故相朱赓之儿女亲家”成山阴州山吴氏的另一个亮点,也是熊廷弼弹劾宗道叔侄时特别强调的一点。吴氏族人确实依靠朱赓这棵大树遮阴乘凉,朝鲜人透露了熊巡按未曾揭露的更多内幕。

吴有孚另娶妾马氏(生子孟仁,授锦衣卫总旗)有外甥马聪曾任辽东都司,天启二年(1622年),致朝鲜大臣李廷龟书中提到:“先母舅石楼吴公讳宗道游贵国最久……向年徳馨李公为贵国大王请封入京,首辅金廷朱公之揭,无门可投,不佞见而代为投之。朱公,不佞姻娅也,尽暴其情,朱公一力主张,得如所请。”马聪提到的内幕,所关甚重:朝鲜仁祖反正后,李德馨到北京请封,投揭无门,即倩宗道外甥马聪通过“姻娅”关系打通了门路——朱赓之婿吴孟登为宗道族侄吴有孚次子,关节通达,朝鲜遂请封成功,仁祖坐稳了宝座。这个关节,在李德馨的文集中也有记载,其致吴宗道的一份简牍记载了两人的秘密过往:“回到鸭江,竟失攀叙,归计甚忙……广宁前抚鎭有合揭于当途,欲因弊邦嗣君之未定位也,而占取地方作天朝郡县,被宋、王两给事重参,未知二老何意出此计也?大槩尽悉于两参本,而前起告讣使臣,得揭稿于一科官家,不佞恐其伪作也。念此揭必在首辅记室,敢托令表弟,使密图觅看矣。令表弟丈追到通州,说称多费重价,乃得同行,二公谓此揭送贵府传致为妙,遂成约而来。令表第丈说跟到,而迄不至矣!幸十袭密封见寄,至望,至望!”吴宗道曾通过表弟的关系,与“首辅”直接交通斡旋朝鲜嗣君定位的问题——处理两国之间的重大问题,也需借助吴氏家族的社会关系网。

“首辅金廷朱公”即山阴籍内阁大学士朱赓,字少钦,号金庭,隆庆二年进士,改庶吉士,授编修,万历间为侍读、日讲官、礼部尚书。万历二十九年秋,赵志皋卒,沈一贯独当国,请增置阁臣,诏朱赓以故官兼东阁大学士诣阙。万历三十四年,沈一贯、沈鲤去位,时年七十有二的朱赓“独相七年,史称其醇谨无过,然无所建白。惟是时东林声气倾动一时,赓独借汉唐宋朋党之害以立论,谓汉之党,皆君子,而罹小人之害,其势在小人,故使卓操之徒得以假手力而国移于强臣。唐之党,君子小人互相攻击,其势两盛,而卒两败。故使朱全忠得以窃入而国移于盗贼。宋之党,皆以德行文章标表一时,其势在君子,而芟除太过,不能使其身安于朝廷之上,故使吕、蔡诸人得以藉口而国移于邻敌。党愈众则害愈深,变愈大。其言切中时病。阙后明社既屋,乃信赓言,其深识早见,有非顾、叶诸人所及者也。”鼎革之后,后世史臣亦谓其“深识早见”,可见其非庸禄之辈。在“朝政日弛,中外解体,赓疏揭月数上,十不能一下”的大局中,通过朱赓的运筹,朝鲜能如愿以偿也算幸运。

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,朱赓卒官;次年二月,吴氏叔侄即遭弹劾,间隔之近,不能不令人起惑。而朱赓“与沈一贯同乡相比”,也确有实迹。万历中期以来,浙、齐、楚、昆、宣等地域性的政治集团开始孕育、形成并发展壮大,沈一贯、朱赓任阁臣、首辅之际,浙党势大,致有“陛下三十年培养之人才,半扫除于申时行、王锡爵,半禁锢于沈一贯、朱赓”之说,而反对者熊廷弼等是否为楚党张目?弹劾朱赓女婿兵部主事张汝霖的汪若霖,籍河南光州,作为“言官相攻自此始”的肇始者,身后留有“忠而忤相者”的声名,与朱赓有难解的过节。东林健将陈于廷亦“诋大学士朱赓甚力”,显示浙党与东林党的关系也不融洽。如此复杂背景之下,吴宗道叔侄的经济案件也不能不被蒙上一层神秘的政治面纱。

四、吴氏家族的经贸网

熊廷弼所揭露的经济案件显示:吴氏家族不仅掌握中朝边境贸易,其经贸网更从内陆运河通达海外,宗道、有孚叔侄充分利用掌握水军的便利,从事包括军火、奢侈品、杂货等各项贸易活动,控制东海及东北亚沿海地区的贸易通道。

吴氏家族的罪状之一是从事军火生意,与朝廷争利:“漏报皇税,逼勒各行,强载货物……以致商民不得买卖,税银无从办纳。”利用职权营私舞弊,经营者皆本贯人氏,如万历三十五年朝鲜所获“自外洋来”异样大船一只,船上19名军兵皆原籍浙江,所装载者“皆铳、炮、刀、鸟枪、火药诸器,与青蓝布匹、杂色货物”——显然是动用海军从事海外军火贸易。这无论是从中江商民百数十人所控告的“海兵生事”,还是熊廷弼在汪家沟查获的“登莱虎船三只”、水兵捕盗魏忠等33人、寄存吴宗道衙内、价值约银千余两的货物以及盖着“总镇印号”朱摽的令票三张——种种证据,无不显示吴宗道、吴有孚叔侄从事生意的手笔之大。

吴氏船队的规模和性质,非一般商人得以具备。其生意规模,两年内“陆续到镇江、旅顺、金、复及海外各岛者约三、四十只不等”,一年发船20只左右,每月尚不止一船。其贸易网从中朝边境覆盖渤海、黄海海域,“明以其半撒放中江及朝鲜商人取值,而暗以其半同吴宗道所收丽人家丁,变丽服,乘辽船,潜往铁山、别东、大张各岛,换贸貂参等物。”除军火外,还从事贵重奢侈品买卖。宗道叔侄,一为登莱海防副总兵,有兵有船;一为东征指挥、镇江游击,有地盘有门路;而浙东山阴的本贯,山东蓬莱、辽东镇江的官居,东南沿海直成吴家后院,而中朝边贸,仅恐是其家族生意的冰山一角。那些军火卖给谁?贵重奢侈品谁会买?吴氏家族贸易网所联结的对象及贸易的国际性,动辄即可涉及军政大局,实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意味。

如此判断的另一原因是,吴氏家族的贸易网络,还有一个不可缺漏的重要环节——纵贯明朝南北的大运河漕道。万历四十年七月,总督明代漕运20年的勋臣王承勋离职,户部言其“历年既久,谤议易生”,建议改用流官,一扫“凌虐剥削等弊”。至此,明朝勋臣伯爵总督漕运的历史宣告结束。

王承勋,字叔元,号瑞楼,父正亿世袭新建伯——隆庆元年(1567年),文成公王守仁(阳明)追封新建侯。万历五年,王承勋世袭新建伯,二十年八月,以伯爵充任总兵官提督漕运。承勋所娶吴氏即吴兑三女;承勋之子先进亦爵新建伯,娶吴有孚长女;而承勋之女则嫁有孚三子孟文为妻。州山吴氏家族与新建伯王氏家族为山阴境内世代通婚的两大家族——漕运总督新建伯家所掌的内河漕运网,自然可为州山吴氏海外贸易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:无论是军火货源的组织,贵重奢侈品的销售,还是江南布匹、杂色的南来北往,都不能离开大运河这条贯通明内陆河道的交通大动脉。王、吴两家这种云遮雾罩的关系,更能彰显事实真相。

王承勋总督明朝漕运年间,与河臣李化龙、曹时聘、漕抚李三才等同事,管理漕船8000多只,每年夏运漕粮近300余万石。万历三十七年十月,新建伯王承勋以督漕18年积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,岁加禄米三十石。三年后,户部题覆革除勋爵世袭总兵官督漕,理由就是消除谤议和漕弊,给人留下无穷的想象空间。王承勋此后仅出现在看牲、祷神、祭祀行礼等节庆场合,熹宗天启五年正月病故。承勋身故后,因吴兑之女未育子嗣,遂酿侄先通、先达争讼袭爵之事,旷日持久,被明末清初遗民李清编入《折狱新语》中,世家大族气象尽丧。而王承勋与漕抚、后升漕督的东林党人李三才及后任职辽东的河臣李化龙的关系,也有深入探讨的必要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吴氏家族在朝、明边境的贸易活动曾受太监高淮制约,这或许是万历三十五年吴宗道建议宣祖具疏闭市的内因,“鸭绿之市,以之通商可也”,“何以为垄断,税行商、税坐贾、税居民不足而复税及贡臣? ”援朝战争之初,因朝鲜经济凋敝,物质供应艰难,宣祖特许在鸭绿江中江贡道旁“暂设关市”济急,期待战争结束停止,但因神宗所遣太监高淮等在辽东开矿征税,榷及中江,故关市一直维持了19年,直至万历四十年,经宣祖再请才罢——时吴宗道已离辽东,其请罢市时尚为镇江游击。对从事边贸获利的吴氏家族而言,朝鲜罢市显然对其不利,却为何愿弃中江利薮转为朝鲜计虑?高淮榷税中江,损害吴氏利益,当是一个解释,或许这也是熊巡按所言吴氏叔侄与皇家争利的潜在实质。

万历三十七年,辽东总兵李成梁、巡抚赵楫被参,吴宗道报告朝鲜“辽东二老缔结高太监,且与老酋(指努尔哈赤)相亲,图免其罪,欲掩袭二百年忠顺之国,故渠罪益重,人言尤起。”显露作为镇守地方大员,与朝廷所派太监的矛盾,以及各派势力(包括边外女真)欲控制辽东、瓜分经济利益的意图。

吴宗道被罢职后,朝鲜李埈致宗道书,再次展现解读此事的另一个角度:“今此被诬,孰不骇叹!”表示要作书申报辽东都司为宗道辩白所蒙“非理之谤”,还特别提到熊巡按“乃以报功之举,而反为媒孼之资。”朝鲜虽然为吴宗道动用了外交管道,但他显然未能脱困。

五、余波

吴宗道的一生,实与其家族的命运休戚相关。而吴氏家族的命运,又与明清易代这个大局密切相扣。随着首辅朱赓辞世,宗道有孚叔侄被劾,新建伯王承勋离漕,驸马王昺被革职为民,吴氏家族似乎趋于沉沦。

天启改元之后,吴氏家族再次浮出水面。天启元年,借助大学士孙承宗经理辽东、遣御史游士任募兵江淮的东风,吴有孚官复原职:游士任招练淮兵,“同时有副总兵吴有孚及武举赵佑等,皆与士任深相结,并荐于朝,期以大将。”通过游士任,吴有孚重新现身——牵出一段吴氏家族涉足明清变局的秘事。

天启元年七月,御史游士任(1574-1633)受命为登、莱、天津等处监军御史。十一月,游士任疏报募得8000余名,皆“力举千斤,弓开十石;火药、火器、战车、战船、没水黏竿、占风测象,无所不有”者。游士任所募的淮营子弟,此后成为兵部手中一张王牌,侍郎张经世欲将御史游士任淮兵及招练兵俱调发渡海,接应毛文龙——毛文龙奇袭镇江,创下辽左恢复的神话,大大鼓舞了明人士气。天启二年七月,淮兵已渡海1500名,陆续到达登莱者达8700余名。新募淮兵陆续渡海赴岛驻守,经大学士孙承宗核实,共有4773名,成为毛文龙东江防线的海上主力军。

武举出身的赵佑,原籍山东登州。天启元年五月,赵佑以加衔守备授钦差游击,为监军道梁之垣所遣,护送朝鲜进香使臣柳涧等离开天津出海,九月,带家丁数十人到达朝鲜,拘于气候及形势,滞留朝鲜一年有余。天启二年八月,工科给事中方有度陈制奴要着,请以赵佑、汪崇孝为觉华岛守将,助毛文龙一臂之力。由此,赵佑成为阁臣孙承宗整顿关务的得力助手,参与科田。

天启六年六月,辽东巡抚袁崇焕更定营伍,加衔游击赵佑榜上有名,为“总兵标下练兵游击”。两个月后,被毛文龙杀害:“今此赵佑之死,机关甚重”;“徐敷奏逃还,亦以赵佑之死而然”;“毛将之擅杀赵佑亦可诛也”——朝鲜均传赵佑被毛所杀,但“赵佑不意死于船上”又有疑点。无论如何,赵佑见杀,事关毛文龙疑叛大局,均系明朝东江防线创建与崩溃的关节。

早在天启元年八月,辽东经略熊廷弼疏言“三方建置,须联合朝鲜”,故改辽东南路监军道梁之垣为行监军道,以其籍贯登州、生长海滨、习知鲜、辽形胜与民情土俗,前往朝鲜“敕谕慰劳该国君臣”,并使发兵与毛文龙“援助有济”。

无论是赵佑、梁之垣,还是游士任诸人,不是出自登州,就是军事专家,而吴有孚亦曾栽倒于此,又重现于此。梁之垣前往朝鲜之际,有辽东“马都司”相伴左右,《明实录》中未见其人,朝鲜史籍记载其为梁之垣的代表,主持与朝鲜商谈出兵事宜,不却料是吴宗道的后人。

朝鲜李廷龟有《答马都司骢(壬戌傧接时)》简帖之一后附《马都司书》二通,其通一曰:“先母舅石楼吴公讳宗道,游贵国最久,见知贵国最深。”壬戌为天启二年,当时吴宗道已不在人世,卒年或不满六十。其外甥马聪之名,却借李廷龟而得彰显,李氏告别马聪诗略曰:

平生知己石楼翁,高义堂堂国士风。

十四年来空洒涕,三千里外喜逢公。

称吴宗道为知己、国士,分别十四年,却已成永别。

马聪,字最白,会稽人,万历四十六年武举,曾任登州参将,崇祯六年死于孔有徳之叛,阖门眷属亦皆死节。“聪坚守一日,请援不至,至溃围出战,被创者十有六,乃被擒,不屈而死。……事闻,赐祭一坛,荫一子锦衣卫小旗。乾隆四十一年谥节愍。祀忠义祠。”方志材料甚简,亦不载其任登州参将前辽东都司的履历。

马聪与朝鲜谈判的情况,借《光海君日记》得以流传。天启二年五月,朝鲜领议政朴承宗等到辽东,访问监军衙门,梁之垣“监军令马都司出接”,两人面谈四五次,商谈细节围绕朝鲜派兵、助粮及造船三个议题进行。

最初,梁之垣提出“令本国调兵八万,每年二万,递番分休,屯戍于昌、义之间”。马聪出面,首议朝鲜出兵二万,助战后金。在此问题上,马聪反复强调“贵国助兵之说, 为楚非为赵也”、“贵国治兵境上,相机进取, 此亦为自完地,非特为中国协助计也”。苦口婆心,以辽左既失,朝鲜也有隐忧为底牌,迫使朝鲜出兵。但朝鲜坚持以明朝先出兵为条件,只愿助兵分羹而不愿火中取栗,态度十分游移。

二议饷银。在此问题上,朝鲜也是能推则推,但因后金确实如芒刺在背,欲拔不能,故不能堵死与明朝谈判大门。马聪援引亲身参加东征、居留朝鲜3年的经历为证:“先年征倭之役, 亦曾参监院军事, 三易寒暑, 经游颇久, 贵国事情知之极熟”,认为朝鲜助粮是可以办到的事,“先年往来顺天,海道亦颇详知”成功封住朝人之口,迫使其答应筹办。

三议买舡细节。马聪建议朝鲜代买大船百只,以便运回避难朝鲜的辽民。事涉难民问题,朝鲜不便推托,只用力于时限、数量的协商。

最后,朝鲜光海君一槌定音:“安能以我不炼之卒,敌彼数十万?兵乎? ”于是,谈判陷入僵局。梁之垣空手而回,言朝鲜“佥括遗丁二万以候助征”之事,尚需我兵“自强而挟持朝鲜以为用”。萨尔浒之战,首开朝、明军事合作之局,这次马聪参与的谈判,是萨尔浒战役之后,明朝联合朝鲜、复兴辽左计划的第一次尝试,却没能成功。

天启初年,马聪任职辽东及吴有孚与登州将官的关系,使我们对自宗道叔侄革职后,逐渐沉沦的吴氏家族重新掌控山东、辽东,以及影响中朝关系的内涵,有了全新的体会和把握。

吴氏家族在京城锦衣卫内的势力也不小。朱赓女婿吴孟登兄吴孟明,以锦衣卫籍居京师,子弟皆从顺天庠起家。天启中,魏忠贤用事,许显纯掌诏狱,孟明为其副手,每欲起大狱,孟明均劝显纯无多连染,“自为他日地”,后先纵舍几40人。后孟明被逐,“大狱始成,杨、左辈皆烤死”。崇祯初,吴孟明以都指挥使掌卫事,进秩一品。

此后,吴氏家族成员的政治态度不再明显,行事低调,这或许与宗道、有孚叔侄被劾经历有关。但在接近权力中心并影响时政的道路上,吴氏家族虽一度受挫,却仍重整旗鼓,可见这些江南世家大族的坚韧与实力,他们绵延不绝的社会力量和政治追求几乎是坚不可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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